二十年来《广西文学》差不多是每十年有一次比较大的动作。这三次大动作是可以载入广西文学发展史册的。
    第一次是“百越境界”。1985年3月，梅帅元、杨克在《广西文学》发表《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该文吸纳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有效成分，倡导广西的文学创作要从地域环境和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上寻找精神源头、创作资源和审美特点，并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创新愿望。他们主张“打破现实与幻想的界线，抹掉传说与现实的分野，让时空交叉，将我们民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溶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是中国文坛第一篇寻根文学的宣言性文字，比韩少功那篇著名的《文学的根》早发表整整一个月。随后，《广西文学》连续发表了关于“百越境界”的讨论文章，并联合有关部门举行了大型的研讨会，又连续推出了“百越境界”的创作成果，如小说《黑水河》、《纤魂》、《沼泽地里的蛇》、《岩葬》等。其后，还引发了他们有这方面特色的一些更成熟的作品分别走上了《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开始引起中国文坛第一次对广西青年作家整体性的瞩目，此现象被原《青年文学》主编黄宾堂称为“广西文坛进军全国的第一次集体冲锋”。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广西文学创作整体实力薄弱，这种理论上先声夺人的局面并未引起文坛广泛的关注，虽然后来也出现了诸如杨克的《走向花山》，聂震宁的《长乐》、《暗河》，张宗■的《流金的河》，梅帅元的《红水河》等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蓝怀昌的《波努河》、黄继树的《桂系演义》等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但由于种种原因，广西文学当时并未能在全国文坛产生广泛的影响。尽管如此，这次广西作家向中国文坛高地的冲击，还是为后来广西文学的崛起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1989年《广西文学》第1期以专题形式发表了“广西文坛三思录”系列文章，它们分别是常弼宇的《别了，刘三姐》、杨长勋的《文学的断流》、黄佩华的《醒来吧，丘陵地》、黄神彪的《功利的诱惑》和韦家武的《我们的烙印很古老》。作为“广西88新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论文对新时期广西文学承上启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日后文坛新桂军的崛起进行理论的铺垫。
    第二次是“广西青年小说家八人作品展”专号。1995年下半年，《广西文学》分析了广西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认为必须集结整体力量，向中国文坛展示广西的最新创作力量，进行集团式冲刺。经酝酿组织，于1996年第1期推出了常弼宇、黄佩华、东西、凡一平、沈东子、陈爱萍、鬼子、李冯的作品和创作谈所组成的“广西青年小说家八人作品展”。专号的出版，引起文坛不小的震动，各地作家读者纷纷索买刊物，当期刊物脱销。现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编辑家冯敏当时即主动联系《广西文学》，说看了专号对广西青年作家群的实力感到震撼。不久，该专号的八名青年作家因其中一名工作离不开外，其余七名均成为广西首届（1997年）签约作家。这期专号对于集结广西文学创作有生力量，提高自信心，起到了良好的整合与促进作用。它发出了某种信息：一批广西最优秀的青年作家已经开始了他们向中国文坛高地进军的集结，广西文坛，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1996年对于广西文坛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除了《广西文学》新年伊始即推出“广西青年小说家八人作品专号”之外，这一年，东西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在《收获》搁了一年后终于发表，并获得鲁迅文学奖；鬼子以《农村弟弟》、《走进意外》、《谁开的门》三部中篇小说揭开了他重返文坛的序幕，并自称，1996年起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真正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小说的本质是什么。李冯也是在这一年从广西大学辞去教职，开始了他自由作家的写作生涯，同时，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孔子》。
    多年以后人们发现，恰恰是在1996年，中国文坛的边缘，一支被人们称为新桂军的劲旅，这些当时仅仅在晚生代作家群中被偶尔提及、更多则是在中国文坛名不见经传的“晚生”的青年作家，心意已决，目标既定，一往无前，以其独有的朝气与锐气，开始向中国文坛的前沿地带发起冲锋。
    第三次就是《广西文学》2006年5、6期合刊的“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它收了杨映川、李约热、紫音、黄土路、朱山坡、红日、杨斌凯、锦璐、梁志玲、龙眼、潘莹宇等十一位广西青年小说家的十一个中短篇小说。这十一位小说家加上黄咏梅、盘文波、纪尘、陈大明（橙子）、谢凌洁、唐静、杨丽达、刘永娟等一批青年小说家正在浮出海面，这是继广西三剑客等一批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名的小说家之后崛起的一个广西小说家群体，它以70年代出生后的青年小说家为主体，其小说作品频频进入《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花城》、《钟山》等重要文学期刊，并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等重要文学选刊转载，国内重要的批评家陈晓明、张颐武、邵燕君、李敬泽、洪治纲等人已经对这个小说家群体加以关注，广西本土批评家张燕玲、黄伟林等也为这个小说家群体写过一系列评论文章。
    从这三次重要策划可以看出《广西文学》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发现、关怀、鼓励本土作家，为广西本土作家的成长做了不少工作，称之为广西本土小说家的成长摇篮当不为过。
    回顾并反思《广西文学》这三次影响甚大的文学动作，可以发现，1985年“百越境界”的提出意味着广西文学本土意识的觉醒，1996年“广西青年小说家八人作品专号”显示了广西小说家的世界眼光，本年度“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表明广西作家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首先表现为“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十一篇作品中有五篇都是以底层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它们是李约热的《巡逻记》、黄土路的《年夜饭》、梁志玲的《突然四十》、龙眼的《我们的诗人》和朱山坡的《中国银行》。
    底层生活题材是近年来中国文坛创作的热点，广西三剑客中的鬼子应该是这个题材的较早的开掘者。近两年来底层写作已经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无产阶级写作”和“左翼写作”。这一写作现象与中国社会的分层化现实直接相关。“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中的上述作品在介入底层生活题材时并没有落入“左翼写作”的窠臼，它们在呈现底层生活的时候滤掉了诸多情绪性质的成分，显得更为冷峻、客观，更具有真实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像梁志玲的《突然四十》和龙眼的《我们的诗人》使人们发现，底层人物并不是清一色的工人、农民或城市无业者，一批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物也因为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型落进了底层生活，这样的小说引发读者的不是简单化的来自底层的愤怒，而是复杂的、甚至具有某种反思意味的人生命运的感喟。黄土路的《年夜饭》注意到一个流浪群体的生活，在题材上有其独到之处。作者所设计的叙述者身份很耐人寻味。这位叙述者也是孤儿出身，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长大成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有了独自谋生的能力。因为拥有这种来自底层同时又得到扶助的经历，所以他具有很可贵的对于底层人物的同情心和社会正义感。近年来，在“左翼写作”中常常出现一些“阶级代言人”式的人物，其道德上的高尚性往往令人难以置信。相对而言，黄土路笔下这一人物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具有较强的可信性，而这一人物的年龄也使人们意识到同情心与正义感在年轻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滋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过去的知识分子写作往往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黄土路的这个小说完全放弃了居高临下的立场，让人感受到底层也可能生长出一种很温馨的力量。朱山坡的《中国银行》异曲同工，这个小说也很关注底层人的命运，写得很讲究，使人想起五四时代的小说，特别是《孔乙己》，整个叙述和视点都与鲁迅相似，这影响了这个小说的独创性。不同的是叙述人身份变了，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银行职员，改变了现代文学那种唯有知识分子作为救世主的理念。
    在写底层生活苦难的这批小说中，李约热《巡逻记》称得上可圈可点，用蒋锡元先生的话就是可阐释的东西很丰富，可做多角度的理解。它不仅写出了底层生活的苦难，而且涉及底层人性问题，较为厚重。
    如果要将这个小说的价值做简单化的概括，可以说写了一个地方、一种人群和三个人物。这一个地方就是宜江的一个土岭加广岭，新一代宜江人称之为珠穆朗玛。它是宜江赌徒聚众赌博的聚集地。一种人群，指的是聚集珠穆朗玛的赌徒，之所以强调人群是指其数量之大，大到几乎包括整个宜江镇街上的男女老少，十二三岁的孩子们也加入其中。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文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群，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反思国民性的传统中很少触及的人群。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表达知识分子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或者表现肩负黑暗的闸门的劳苦大众形象。像李约热《巡逻记》这样客观冷静地对待“国民”的小说并不多见。小说既写到了底层人性之“恶”，这是现代文学传统往往回避的；又写到了这种人性之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根源。作者理性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心灵生态的多重危机并对此作了冷峻的呈现。这种理性的力量来自哪里？我觉得来自诚实。小说有一个细节，说的是叙述人韦忠祥之所以被宜江派出所录用，是因为他诚实地在自荐书上填写了自己被处分的事实。叙述人的诚实使他当上了警察，而小说作者的诚实使他发现或者看见了大多数作家不能看见或不愿看见的社会人生真相。三个人物指的是宜江派出所所长覃乃贵、叙述人韦忠祥和职业赌徒覃亮。整个小说讲述的其实是叙述人韦忠祥从求职到上岗一段时间的生活体验。这类写青年人初涉世事人生的小说并不少，像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刘震云的《单位》都是这类小说的名篇。小说的叙述人都是怀着对世事人生的诗意和青春个性进入社会的。但李约热的《巡逻记》确实提供了与这些小说完全不同的信息，给予了读者完全不同的感受。王蒙笔下的林震心目中永远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判断是与非的组织，刘震云笔下的小林只要与社会妥协和解就成为既得利益者。然而，李约热笔下的韦忠祥眼里看到的不仅是触目惊心的真相，而且是可能导致灾难的预兆。“宜江迟早要出事。”派出所所长覃乃贵已经意识到灾难的可能性。然而他们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
　小说在技术上也很讲究。整个小说包括两个时间的故事，即覃亮的成长故事与韦忠祥的从业心理变化，它被分解为叙述人眼里看到事实和他所听到的关于覃亮的故事，两者之间的转换处理得很好，自然流畅，毫无生硬的感觉。小说从叙述人对诗的热爱开篇，到从业以后诗意泡沫的吹灭，到末尾关于诗歌的追问。这个追问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比这个追问更有力量的紧跟而来的事实，热爱诗歌的叙述人的父亲也沦为赌徒甚至赌得家徒四壁。小说结束在叙述人试图抓捕覃亮而被覃亮咬伤肩膀，一群少年持刀准备对他围攻，他只好放弃了抓捕覃亮的意图。但那受伤的肩膀使他担心曾被狗咬过的覃亮将病毒传染到他的身上。的确，中国诗意的故乡，诗意的生产基地如今已经沦陷，它给予人们的是这种多少年后可能致人于死命的病毒威胁。
　时代意识往往最鲜明生动地体现在青年人身上。映川的《为你而来》和紫音的《预谋杀人》都是写城市青年人的生活。
　映川的小说创作好像是与新世纪同步的。新世纪以来她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准的小说。其中长篇小说《女的江湖》，中篇小说《我困了、我醒了》、《不能掉头》，短篇小说《宋响的玫瑰》都是很具有阅读价值的优秀作品。杨映川的小说既具有想象力也很有哲学意味。《为你而来》保持了映川小说的特点和基本水平。我觉得这个小说最有意味的一个情节是主人公袁方雇侦探对自己进行调查。当下中国社会出现了私家侦探行业，主要业务是夫妻一方需要猎取另一方的外遇事实。映川涉及了这个行业，但她不是像新闻记者那样涉及这个题材，她表现了独特的想象力。袁方调查的人既不是女友或家庭成员，而是自己。这个构思不仅具有想象力，而且有内在的生活逻辑，体现了映川对生活的哲学思考。现代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需要，那就是自我确认。袁方的父亲、哥哥、姐姐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只有袁方几次考不上大学最后做了一个安装空调的工人。小说有一段袁方的心理活动，写袁方对自我生命价值失去了自信，用更时髦的话说就是出现了自我认同危机。他因此雇用侦探对自己进行调查并做出一个客观到位的评价。这个情节是很具有现代感的，甚至是很后现代的。比较一下袁方这里的怀疑和当年北岛诗歌《回答》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可以发现两者是有区别的。北岛的怀疑倾向于对社会的怀疑，是属于现代性启蒙；这里袁方的怀疑却是自我怀疑，因为这里隐含了一个观念，人丧失了自我确认的能力，人必须通过他者来实现自我确认，这已经属于后现代意味的怀疑了。
   除了这个雇用侦探的情节，《为你而来》还有一个很精彩的细节，可以说是这个小说的眼。这个细节就是袁方在二十八层高楼外窗台上装空调时想跳楼自杀的心理活动。自杀与死亡其实是文学的重要题材，人们并不陌生。但是，需要分清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自杀往往有贫困、疾病、失恋等无法承受的痛苦，并且，这种痛苦往往有一个可以追索的社会根源。但是，这里袁方的自杀却没有直接的社会原因，也没有贫困、疾病、失恋这类活不下去的理由，他的自杀欲望诚如上面分析的来自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危机，这种危机需要他者的拯救。值得一提的是，中篇小说《不能掉头》也有一个与这个小说相似的心理，即主人公的杀人幻觉。那个杀人幻觉成为《不能掉头》这整个小说的情节推动力。在这里，《为你而来》则以一个自杀心理构成了整个小说的思想眼。由此可见映川小说思想的深度和技巧的圆熟。事实上，映川的许多小说都直接涉及现代人的因心理困境而造成的生存困境，她的确擅长通过心理的拓展来传达现代人的生存现状。
　这个小说保持了映川小说一贯的流畅和可读。不过，与她最好的小说相比，缺乏了一点力度。比如，二十八楼窗台外袁方的自杀心理结束得太着急了。嫂子林卓自杀与姐姐袁圆捉奸两个情节虽然可读性强，但从整个小说境界上看降低了这个小说的境界。映川注意到成功人士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人这几十年唯一的愿望就是富贵，但富贵并不等于幸福。只是映川在表现这个题材时又陷入了二元对立的俗套。过去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用体力劳动者的道德优秀感来贬低精神劳动者，现在似乎倾向用体力劳动者的身体优越感来贬低精神劳动者。这其实是反智传统的变种。映川这个小说容易掉进这个套子中。其实人生问题、生命问题真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不至于如此泾渭分明。映川的小说触及这些问题是很可贵的，但处理得简单化了一些，降低了理解这些问题的难度。
　袁方希望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一个估计，他幸运地度过了他的危险期；或者说，映川将青春期的危险转变成为中年危机问题。青年人因为窥见了中年人的问题而获得了青春的人生自信。紫音和杨斌凯笔下的年轻人却不那么幸运，他们陷入了生活的迷茫和困顿。青春期充满危险，社会文化转型时代的青春期更是危机四伏。这两个小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议。关注是因为成长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争议则是因为价值观的迷茫使得人们分歧丛生。
　红日的《说事》、锦璐的《补丁》和潘莹宇的《和枪一起飞》显示了广西小说新势力群体可贵的非同质化倾向。这三个小说使我想起阿城津津乐道的一个词语“文化构成”。阿城当年以“三王”在中国小说界独树一帜，凭的就是他独特的文化构成。红日的《说事》构思很好，借用桂西北地区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一种风俗“说事”，将生者真实的内心世界暴露在尚未入殓的死者先人面前，以此来达到展现当代人内心世界的叙述目的。比这个构思更可宝贵的是红日对桂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过去的小说家更喜欢通过展现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满足读者的猎奇感，红日显然向深处递进了。民间风俗蕴藏的内心反省力量在这里显得那么强大。锦璐的《补丁》显示了她在理性思考与感性传达两者融合方面所做出的持续努力。三位女性相互认同的需要和暗中较劲的事实其实也是人类人际关系的一种展现，锦璐的叙述感性层面执著于“小”，理性层面暗藏有“大”。将关注的眼光放在那种最弱势的人身上，比如丑女，这是蒋锦璐颇为独到的地方。她写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个性展露，让人们充满期待。潘莹宇一直坚持他的历史叙事，尽管我还不能清晰地理解他的叙述意图，但我相信他的叙述是有价值的，他的意图也终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读完整个“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我发现一个现象，对于广西小说新势力群体而言，不仅广西的生活题材和文化传统成为他们的写作资源，而且，由于广西三剑客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由于广西三剑客创作某种程度上的经典性，广西三剑客的写作也成为广西小说新势力群体的学习和借鉴对象。在我的阅读感觉中，黄土路的《年夜饭》似乎受了鬼子《大年夜》的影响，潘红日的《说事》可能受了东西《后悔录》的启发，潘莹宇的《和枪一起飞》好像也有东西早期小说的影子。除了对广西本土作家的学习和借鉴外，在锦璐小说那里，我们也可以读到鬼子和王安忆的感觉。应该说，广西小说新势力群体这种学习和借鉴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同时也说明广西三剑客的创作确实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不仅有当下的阅读意义，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传承的资源。但是，我也想说一点自己的杞忧，记得东西说过文学创作忌讳近亲繁殖，东西小说的成功除了他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天赋的小说家才能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国现代文学的营养。可以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已经成为东西小说写作很重要的精神资源。这个事实应该对广西小说新势力群体有所启发，他们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表现空间。
     来源：《广西文学》２００６。８